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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建平院长:从供给侧改革看经济转型

发布时间:2016-04-20 03:20  作者: 来源:

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“创新、绿色、协调、开放、共享”的指导思想,是在中国经济百年崛起的第二个“30年”,党的经济工作方针的重大转变。“创新”力求解决动力机制的转换,“绿色”着重强调经济和环境的相容和统一,“协调”突出的是产业发展和空间布局的结构性优化,“开放”重点关注国际新贸易环境和条件下、如何打开“走出去”和“引进来”的新局面,“共享”意在加快提升民生服务、社会福祉的公平、公正性。十个字形成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理念。

短缺经济背景,发展经济就是着力解决供给问题。回想改革开放初期,我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中心工作转移的指导思想。“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十个字,是那个时期全党上下最大的共识。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的问题,是老百姓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(尤其是对物质的需求),和严重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。换句话说,最大的问题是“没有东西”,最核心的任务是尽快解决“有东西(供给)”的问题。所以,在那个时期发展是第一要务,这个要务就是要“有东西”。

从人类历史近五百年的发展历史,就是一部以提高供给能力为主导的工业化历史。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、从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,这是历史的必然。这种历史的道路,先后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,现在正逐步向第三次工业革命转变。从生产率的标志看,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蒸汽机,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电动机,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计算机。之所以称之为“工业革命”,那是因为这种变化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位次。

值得注意的是,每一次科技革命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,改变了不同国家的命运,但“工业”这两个字始终没有改变。工业是什么?工业就是供给!工业生产就是供给侧!假如把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“有东西”的任务,理解为工业生产的话,中国经济百年崛起的第一个“30年”,发展的重点就是解决供给1.0的问题。

中国经济的第一个“30年”后,总量(GDP)在2010年超过日本,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。中国工业涵盖工业门类中全部的39个大类、525个小类,是全球除美国以外唯一一个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。根据外媒报道到2012年,中国的贸易总量达到4.2万亿美元,首次超过美国,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大国。

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时指出,我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,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这种中国经验理应具有“道路之信、制度之信、理论之信”。以浙江为例,30多年来,浙江抓住历史机会,坚持走民营经济内源式发展道路,敢为人先,实现了从“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、封闭经济到开放经济、块状经济到产业集群、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、基本温饱到总体小康”的五个大跨越,成为中国模式的浙江版本,风景这边独好!可以这样说,浙江是中国特色道路“之信”的最佳样本。概括起来讲,经过30多年的发展,中国“有东西”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。中国经济供给1.0的问题,已经得到了较好的解决。

国家和区域经济问题的分析观察,当然不仅仅是“供给”的问题,还有“需求”的问题。经济活动要完成最基本的周期,必须实现从“供给(生产)行为”到“需求(市场)行为”的转化。然而实践证明,这种转化也会存在较大的风险。如果不能够顺利地实现这种转化,经济活动也会随之停止和中断,从而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。马克思曾经形象地称这种从产品到商品的转化行为是“惊险的一跳”。

其实,中国经济在进入新世纪的十多年以来,一直十分重视市场端的问题。从“十五”计划开始,中国经济就一直在努力扩大内需,激活市场。无论是外需还是内需,都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过巨大的动力。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,世界市场向中国的开放,使得外贸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“基础性力量”。但是,世界金融危机以后,外贸拉动中国经济的效用在下降,直接导致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动力减弱,特别是外向化程度比价高的省份,如广东和浙江,在2009年后经济发展减速的趋势十分明显。浙江省在2009年到2011年的三年中,最低经济增速下降到3.2%,被称之为从“模范生”到“落后生”。

在此背景下,通过扩大内需来弥补外需带来的经济发展动力不足,成为近3-5年最大的经济政策导向。“家电下乡”等各种消费刺激政策,成为宏观调控最大的政策取向。但是,实践证明,这种政策取向对于中国经济的拉动效果并不明显。一方面从供给端看,PPI指数已经连续46个月负增长,中国经济供给持续萎缩,而且尚存在继续下行的可能;另一方面,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的“稀缺资源”,尤其在终端消费品领域,几乎大多数品牌均为外国产品主导市场。从马桶盖、到奶粉、到书包、到今年中秋和国庆期间,中国游客狂购日本商场,消费超过1000亿日元等标志性事件,让人们开始更加全面系统、精准科学地考虑宏观产业政策的走向。

今天的中国,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,关键是我们的供给能否成为满足这种市场的主导力量。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,我们不仅要注重需求端,更要注重从供给端突破。中国经济并没有完成工业化,没有供给端的转型升级,就不会有中国经济真正的转型升级发展。依托现代科技发展,人类社会将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跨越,必须抓住计算机、信息化的历史机遇,借鉴德国工业4.0、美国工业互联网的经验和做法,努力实现工业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,在提质增效上下功夫,这是贯彻落实《中国制造2025》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路径。从适应市场、满足市场到引领市场、创造市场,必须从供给端发力,打造供给2.0,是理解供给侧改革的重要逻辑起点。

如果说近现代史告诉我们,中国文明的失落是供给端工业能力不足所致,那么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,发达国家在重构世界经济新格局、再造世界经济新优势的过程中,同样依赖于这种供给端的能力,这应该是中国这种大国、浙江这种大省在谋划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形成的最大共识。工业兴,则经济兴;工业强,则经济强。

当然,必须要指出的是,理解供给侧理论创新,不仅仅是“物质”层面的供给能力提升问题,更应该包含制度层面的供给创新问题。物质层面的供给2.0,主要推动力量是技术创新,而制度层面的供给2.0,主要推动力量是改革。要最大限度地导入创新要素、激活创新元素、转化创新成果,必须在改革上下功夫。如果说《中国制造2025》是更加注重物质层面的发展战略部署,那么《“互联网+”行动计划》,就是更加注重制度层面的改革推进。互联网+制造,使智能制造成为可能;互联网+政务,使智慧政府成为可能;互联网+服务,使智慧物流、电子商务、现代金融等成为崭新的业态。这种“+”,不是以淘汰、消灭为主要价值导向,而是以创新、增值为主要价值导向。改革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有利于经济的发展,社会效率的提升和政府管理能力的改善。

市场不接受次品,这是数学大师纳什的博弈论告诉我们的最基本的道理。供给侧改革,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指明方向,迫切要求制造业提升中高端供给能力,以真正满足已经进入中等收入水平的中国社会,解决中高端需求“新短缺经济”。这是中国产业界的未来一段时间里最大的使命,也是观察十八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供给侧问题的最大看点,更是中国经济崛起第二个“30年”的重要战略部署。

“十三五”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十分关键的时期,贯彻落实供给侧改革的指导思想,就是要以省委、省政府确定的七大万亿产业为重点,抓住智能制造这个核心环节,继续大力推进以“四换三名”为重点的转型升级组合拳,努力促进制造业发展进入中高速、中高端,实现从制造到创造、速度向质量、产品到品牌的跨域,努力实现新常态下浙江工业发展的新跨越。

 
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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